西安事变的遗憾，考虑了一切，唯独没有顾及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安全

当对历史予以细致观察便会发觉，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每逢政治局势出现突变状况，那些深陷政治漩涡之中的人，于谈判之际，通常会明确提出既要确保自身的绝对安全，又期望能够最大程度地保全自身的利益。

清朝末代帝王溥仪存有和平退位之意，彼时清廷方面提出了相应条件，即溥仪及其皇室能够退居到较为闲适宽松之处，悠然自在地度过往后岁月，且能长久地受到国民以礼相待。同时还明确表示，在大清皇帝宣告退位之后，其原本所拥有的私人财产，理应由中华民国给予特别的保护举措。

在苏联发生剧变之际，于签署苏联解体文件的前几日，戈尔巴乔夫所考虑的乃是自身的退休金事宜。彼时，他表示可退出政治舞台，但同时提出需给予其一定的补偿，具体而言，他期望能拥有一辆高级轿车、一座别墅，并且享有家庭医疗保障等方面的待遇。

诸如上述这类事件，不胜枚举。实际上，这属于人之常情范畴。当自身尚具备一定影响力之际，人们往往会选择保全自己，毕竟一旦局势真的发生重大变动完成，那么自身就极有可能面临被清算的局面。

西安事变作为对中国历史走向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其涉及的参与主体包含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以及张学良、杨虎城方面。在此事件进程中，历经诸多波折与艰难的谈判环节，各方最终达成了谈判方面的共识。有关此次谈判的具体情况，可参照周恩来总理发往中共中央的电报《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结果》予以了解。

我党在谈判中所达成的有利结果包含以下五条内容：

其一，当下苏维埃以及红军依旧存在。其二，宋庆龄、宋子文二人担保蒋介石确实已停止“剿共”行动，并且能够通过张学良之手对我方予以物资接济（即宋庆龄、宋子文担保会按照我与张学良所商定的数额如数给予物资）。

其二，关于撤兵以及调离胡宗南等中央军撤离西北之事，两宋应承担完全之责任。蒋鼎文业已携带蒋介石的手令执行停战撤兵之举措（当前前线军队已然后撤）。

三、宋应允将全部政治犯分批次予以释放，并与孙夫人商议具体办法。

四、抗日战争爆发之际，共产党走向公开化。

五、蒋返回之后发表通电，于其中进行自责，并辞去行政院长一职。

国民党所获有利的谈判结果存在一条：

历经三个月，抗战正式开启，彼时红军再度变更番号，以达成统一指挥之效，进而展开联合行动。

存在两条对于其他民主党派而言较为有利的谈判结果：

其一，宋氏主张暂不开国民代表大会，而是先行召开国民党会议，借此开放政权，后续再召集各党各派举行救国会议。其二，蒋氏则表明在三个月之后对国民党予以改组。

其二，待蒋应允归来之后，对爱国领袖予以释放一事，可由我方率先发布相关消息，而具体负责实施释放行动的则为宋。

以下三条谈判结果对抗日大局颇为有利：

其一，由孔、宋负责组建行政院，其中宋应承担起绝对责任，确保组建出能令民众满意的政府，同时彻底清除亲日派势力。其二，在外交政策方面，采取联合俄国，并与英、美、法等国保持联络的举措。

其二，宋氏提出期望我方能够充当其开展抗日以及反对亲日派行动的有力后盾，并且特意派遣专人前往上海与他展开秘密的接洽事宜。

由上述谈判结果能够看出，西安事变的谈判成果兼顾了诸多方面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各方满意，然而却独独未对张学良与杨虎城二人的安全予以考量。

张学良与杨虎城作为事变的发起者，且身处“东道主”之位，若其有意为之，在谈判结果中增添“不得对本次所有涉事人员进行追责处罚，盖因众人皆为国家大义迫不得已而为之”这一条款，实是具备相应话语权的。依常理推断，此条件既合情又合理，并非过分要求，国共双方大抵都会应允。然而，张学良与杨虎城二人在整个过程中，并未将自身利益纳入考量范畴。

此后，张学良竟还亲自将蒋介石送回南京。周恩来总理曾对张学良予以告诫：“政治向来冷酷无情，犹如钢铁般坚硬！”并极力劝阻少帅切勿亲身护送蒋介石。依我之见，彼时的少帅已然掌权数载，对于此行所潜藏的风险未必毫无察觉，然而，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命运，他也唯有舍却自身安危了。

于军事法庭之上，张学良庄重地谈及送蒋介石回京一事，其表明：“个人的生死荣辱，早已全然抛诸脑后。”张学良进而宣称：“对于我们所实施的违反纪律之行径，以及对领袖尊严造成的损害，我予以承认，并且甘愿领受惩处。而我们所秉持的主张，在我看来，并无错误之处。”

由此可见，张、杨二人在将蒋介石扣押之际，想必已然料到自身将会面临的结局。在西安事变的谈判进程中，他们全然未考量自身利益，究其缘由，当是为了维护最高领袖的威望，更是着眼于抗日的整体大局。